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划的历史交汇点，我国绿色金融已实现从规模扩张到体系完善的关键跨越。
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43.51万亿元，同比增长22.9%，近五年增速持续保持20%以上高位。作为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首个五年，“十五五”时期绿色金融如何从“深水区”破局，在2026年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在引导金融资源从高碳领域向绿色低碳领域转移时，又应如何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建立怎样的宏观审慎管理机制？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接受了北京商报记者专访，深度拆解“十五五”绿色金融的突破方向与实践路径。
王遥指出，我国绿色金融当前在体系性、创新性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全面提升。展望2026年及“十五五”，仍需在方向、路径、模式、基础四大层面实现系统性突破。例如深化转型金融、拓展自然融资，着力填补关键融资缺口，强化科技赋能，破解信息不对称瓶颈等。
王遥认为，在“十五五”时期，实现“稳增长”与“降碳”的平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二者并非取舍关系，而是一体两面、内在统一：经济增长需要绿色新动能，而降碳增效本身也创造新需求、新产业（300832），共同指向更可持续的发展。
不能“单兵突进”
北京商报：2025年我国绿色金融实现多方突破，包括完善顶层设计、丰富产品和市场体系、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等，近五年，绿色贷款持续保持20%以上较高增速。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绿色贷款余额43.51万亿元，同比增长22.9%。您如何评价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成绩？展望2026年，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还需在哪些层面实现突破？
王遥：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取得了瞩目成绩，不仅体现在规模上的领先，更在于体系性、创新性和国际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其中包括，顶层设计持续完善。涵盖标准引导、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的全链条体系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结合绿色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进行了更新与完善，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精准、高效支持的“统一语言”。
绿色信贷引领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近五年绿色贷款增速保持20%以上，为绿色产业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
产品创新不断丰富。绿色信贷、债券之外，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融资租赁等工具逐步落地，形成多元化服务矩阵，同时转型金融、自然融资等新兴议题进一步拓展绿色金融内涵，引导多元化产品创新。
国际话语权逐步提升。其中标志性成果是与欧盟共同牵头制定的《共同分类目录》（CGT）及新加坡加入后发布的《多边可持续分类目录》（M-CGT），这为全球绿色金融标准的互认与可比性提供了中国方案。国内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并积极对接国际标准。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也成为绿色金融“中国名片”，为更多国家或地区提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参考。
展望2026年及“十五五”，绿色金融需在以下层面实现突破，以夯实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根基。
在方向上，深化转型金融、拓展自然融资，着力填补关键融资缺口。在转型金融方面，“十五五”时期作为我国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首个五年，也是冲刺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关键窗口期，经济社会系统性转型对金融支持的需求迫切而巨大。
当前，支持传统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金融体系仍处于发展初期，亟待深化机制建设与模式创新，引导更多长期、稳定、低成本资金精准投向转型活动。在拓展自然融资方面，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与我国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及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等常态化工程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通过创新金融工具与商业模式，有效弥补生态保护资金缺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基底。双轮驱动、协同发力，方能构建全面支撑绿色低碳转型的现代金融体系。
另在路径上，强化科技赋能，破解信息不对称瓶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提升绿色项目识别的精准性、环境效益核算的可靠性赋能，有效防范“洗绿”“漂绿”风险，降低金融机构的尽调与管理成本，提升绿色金融活动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此外在模式上，推动深度融合，拓展金融服务场景。绿色金融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与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深度融合。例如，通过“绿色+科技”支持节能降碳硬科技的研发与商业化；通过“绿色+普惠”创新产品，服务绿色农业等“长尾市场”，扩大绿色转型的社会基础。
在此基础上，夯实数据基础，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当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下一步需强制与激励相结合，推动关键主体开展规范、可验证的碳核算与环境信息披露。同时，金融体系需加快推动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工具的开发与应用，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与机构战略、市场实践，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体系建设。
强化精细化运营
北京商报：展望“十五五”，绿色金融应如何在“稳增长”与“降碳”的平衡中发挥作用？在引导金融资源从高碳领域向绿色低碳领域转移时，应如何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建立怎样的宏观审慎管理机制？
王遥：在“十五五”时期，实现“稳增长”与“降碳”的平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二者并非取舍关系，而是一体两面、内在统一：经济增长需要绿色新动能，而降碳增效本身也创造新需求、新产业，共同指向更可持续的发展。
绿色金融的关键作用，正是在于精准识别并牵引这种统一性，将资金引向高价值攀升与降碳协同的领域。
这意味着：一方面，支持绿色产业提质扩面，推动新能源汽车、风光储能、循环经济等产业做大做强，使其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驱动传统行业绿色升级，通过金融工具激励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进行低碳技术改造，用更先进的技术实现更高产值、更低能耗，在转型升级中焕发新的增长活力。
因此，绿色金融应通过标准引导、产品创新与风险定价，将资金配置到既能提升经济竞争力又能实现碳减排的关键领域，在动态平衡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在此过程中，防范系统性风险主要是做好几项工作：一是微观市场主体风险防范需强化精细化运营。金融机构自身需提升风险管控能力。这包括：对转型项目和绿色技术进行精细化管理和风险识别，开展气候相关风险压力测试以评估潜在损失，主动优化资产结构以避免过度集中于某一绿色赛道或技术路线，并积极运用绿色保险、损失分担等金融工具来对冲和转移特定风险。
二是宏观监管层面，可不断健全审慎管理框架。监管机构通过持续完善顶层设计，逐步将气候变化风险、自然相关风险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通过明确转型金融标准、强化环境信息披露、设定绿色资产风险权重、开展全行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等手段，识别并防范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传染，确保绿色转型进程整体平稳有序。
注重政策发力的多元性
北京商报：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激励，“十五五”期间应如何优化宏观政策工具箱（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货币政策工具）？可如何通过政策引导，提升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参与绿色金融的内生动力？
王遥：一方面是强化政策发力的一致性，形成清晰、协同的激励信号。各项政策工具（财政、税收、货币等）应紧密围绕“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目标进行设计。
核心是建立一套稳定、透明的政策体系，让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绿色决策不仅“有章可循”，更能通过政策合力获得长期、可预期的综合收益，从而引导资源持续流向符合国家战略的绿色与转型活动。
另一方面是注重政策发力的多元性与长期性，精准破解关键瓶颈。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杠杆作用，将政府资金重点投向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绿色低碳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等长期性、基础性领域，深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跟进。
同时构建和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设立担保基金、风险补偿池等方式，分担金融机构在绿色重难点领域（如工业深度脱碳、低碳农业）的信贷风险，降低其参与门槛。
要摒弃传统规模扩张的旧模式
北京商报：“五篇大文章”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重点领域。过去这一年，“五篇大文章”部署紧锣密鼓，您认为在2026年，“五篇大文章”有望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的协同应从哪些场景突破？还有哪些挑战？您有何建议？
王遥：在2026年，“五篇大文章”有望在关键协同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核心在于打破业务条块分割，通过协同性释放综合效能。当绿色与科技、数字等要素深度融合时，将催生兼具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创新动能的新模式（如绿色智能制造、数字碳管理），这不仅能释放实体经济的发展活力，也将为金融市场开辟更丰富、高质量的资产类别，真正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互补与共荣。
其中实现协同的关键突破场景是多方面的，比如县域经济中，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例如通过支持生态农业、分布式光伏、乡村生态旅游等，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具体路径，既扩大乡村绿色产业的资金来源，也使环境保护行为获得可持续的经济激励。
在产业转型方面，促进转型金融与科技金融融合，重点支持传统高碳行业（如钢铁、建材）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关键技术进行节能降碳改造，实现提质增效与绿色转型的统一。
未来，一方面服务新质生产力需要摒弃传统规模扩张的旧模式，必须立足产业与金融双重规律，在风险评估、定价模型、期限匹配等方面进行深度的体制机制创新，找准金融服务新模式的着力点。
另一方面，在实操层面，需深化对交叉领域的认知，完善和统筹不同领域的标准界定、统计核算和信息披露体系，在解决“是什么”和“如何衡量”等问题的同时，也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操作效率与精准度。
完善跨境风险防控体系
北京商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已成为国际合作名片，“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提升其落地效能？例如在引导境外长期资本参与国内绿色项目时，需要突破哪些市场准入与标准互认障碍？
王遥：“十五五”时期提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落地效能，需要构建“项目引领+能力建设+多元协同”的实施体系。
一是聚焦重点领域，以绿色能源、绿色交通为核心，推动示范性项目的复制推广，带动共建国家绿色基础设施升级；二是强化能力建设，支持共建国家在绿色金融分类、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开展能力建设与体系对接，搭建培训交流平台；三是激发多元主体活力，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发力，发展混合融资模式，引入国际多边开发机构的优惠性或长期资金，通过劣后或风险吸收结构，发挥信用增级和风险缓释作用，撬动商业资本参与。四是强化风险防控与本地化合作，压实企业境外环境社会责任，做好项目环境风险评估。实施“定制化合作”，根据东道国国情提供适配的绿色技术解决方案与合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引导境外长期资本参与国内绿色项目时需突破两大核心障碍：在市场准入方面，优化绿色项目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简化审批流程，推动绿色能源、生态环保等领域更大范围开放，建立外资参与绿色项目的便捷通道。
在标准互认方面，深化与欧盟、新加坡等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对接，建立跨境绿色项目环境效益评估互认机制。同时，建议搭建跨境绿色项目信息服务平台，发布标准化项目库，降低外资信息获取成本；完善跨境风险防控体系，建立汇率风险对冲工具，提升外资参与积极性。
扩大绿色领域对外开放
北京商报：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与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仍是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展望2026年，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您认为强化“内循环”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大战略，应如何协同发力以实现相互促进？
王遥：以内循环为根基赋能对外开放。以绿色消费和统一大市场建设释放内需潜力，将扩大内需与绿色转型相结合，加大财税金融政策对绿色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消费的支持力度。
同时，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重点破除在绿色标准、绿色产品认证等方面的区域性壁垒，让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更自由地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激活内循环活力。推进制度型开放，在自贸试验区开展绿色金融、数字贸易等领域压力测试，复制推广国际先进规则；扩大绿色领域对外开放，吸引境外长期资本参与国内绿色项目，引入国际先进绿色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国内绿色产业升级。
协同发力方面，一是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配资网上配资网，为内外资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二是优化“两新”政策实施，通过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推动绿色消费升级，形成“内需升级—产业转型—出口竞争力提升”的良性循环；三是加强区域开放协同，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内区域与国际市场对接，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空间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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